2019年底，丁满、李文、张强三人先后选择在武汉做外卖员。此前，他们过得都不如意，有人走弯路进过监狱，有人负债累累，但向往稳定生活的愿望从没改变过。

三人把“送外卖”当作2020年的新开始，听人讲，外卖跑得好，一个月万把块不是问题。

当听说孝感赚钱机会比武汉多时，丁满三人主动加入了公司的派遣队伍，在春节支援孝感的外卖业务。不少同行回家过年时，他们一行三十多人，于1月20日从武汉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搭上了前往孝感的高铁。孝感之行的收入很可观，“工作到正月十五，起码能赚一万块”。

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超出了所有人想象。1月27日孝感市全市交通实施隔断，在跑单一周后，外卖业务全面叫停，他们被赶出招待所，搬进一间出租屋，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赚钱计划”变成了孝感出租屋里的“困局”。

滞留孝感期间，外卖员搬进合租房

对于靠打工维生的人，每一个不出工的日子都是煎熬，没钱进入口袋，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都没着落，他们很急。

孝感街头门店关闭，1月27日起外卖业务全部叫停

01

赚钱

从武汉去孝感的原因很简单——趁着过年多赚钱。

元旦假期之后，武汉市内84所高校陆续放假。近百万学生离开武汉，李文的订单量随之下降，年前几天每天最多只有30单，以往至少也有35单。

入行3个月的李文听前辈说，孝感每年春节生意都很好，平常一单能挣6元，春节能挣7元，还有200元补助，春节也是平台奖励力度最大的时候。李文细算，若今年过年不回家，在孝感工作到正月十五，能赚一万块。

丁满原本就打算春节时留在武汉的站点值班，春节前，站长问他“想不想赚钱”，他很爽快地回答站长，“当然想，过年值班就是为了赚钱。”于是，站长给了他一个赚钱的机会——去孝感。

站长告诉丁满，孝感的外卖业务多由本地人负责，他们春节都不工作，公司决定从武汉调派一批人支援孝感。丁满果断答应，除了赚钱，他还想着“作为刚刚入职的新人，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张强也从站长那里得知孝感每一单的收入比武汉高，他当即决定听从安排，“上面领导说可以多赚点钱，我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所有人都没想过在孝感长待，按照计划，他们1月20日出发，正月十六就能返回。收拾行李时，李文只带了一床被褥、三套衣服和洗漱用品。因为有鼻炎，长时间骑车在路上，灰尘可能导致鼻炎复发，李文随身带了20多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丁满和张强从去年12月中旬才开始做外卖员，他们前后投资了几千元置办装备，买电动车的机身花了大几百，租电瓶每月300多元，加上外卖箱、雨衣、防护服、手套，这些看似零散的支出，开销不少。

不过，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这些投入可以承受，因为在孝感工作20天，他们就有希望工资破万。

1月20日，他们离开武汉前往孝感，包括三人在内，共有30多人去孝感。出发前，李文曾听说汉口有肺炎情况，他在火车上一直戴着口罩，但仅仅是预防鼻炎养成的习惯。

到了孝感，丁满看到孝感街道上人很多，少有人戴口罩，一切看似正常平稳。入住公司安排的招待所后，他们马上开始接单。

初到孝感那几天，生意很好。1月21号，李文接了40多单，这个数量让他很满意。丁满前五天共跑了159单，是同屋中单量最多的人，但“好生意”随着城市管控通知的发布，很快没有了。

出租房里没有热水器，洗澡最不方便

02

暂停

到孝感两天后，情况发生转变。1月22日，他们入住的招待所开始赶人，这是丁满到孝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疫情变得严重。

丁满记得，那天孝感下了一整天雨，他送完一单，全身湿透，因担心感冒，折回招待所换衣服，还没来得及进屋，招待所的老板便通知他赶紧走，“再不走，我把东西给你们甩出去。”老板很急也蛮凶，丁满回了句“你不要这样说话”。

他一边联系站点领导，一边和招待所老板争取，得以多住了一晚。这个50元一晚，两人一间的招待所是他们到孝感后的第一个住处。

第二天他们被迫换到了另外一家招待所，但1月25号，这家招待所也接到关门通知，几人不得不再次搬走。在站点领导的协调下，他们住到了当地外卖员曾租住的一处房子里。

出租房位于一个老旧小区，两室一厅的房子只简单粉刷了墙壁，客厅摆着一张没有床头的双人床，靠墙堆着储存的食材。另外两个房间各摆着两个单人床和三个上下铺，窗户边还立着多余的床板遮阳。

这间老旧的出租屋后来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丁满、李文、张强还有另外三个人住在一起。

搬到出租屋以后，孝感市的管控开始严格，商家接到通知，相继关门，他们逐渐没单子可跑。年三十那天，李文一早9点出门，到下午三点左右，只送了5单。

结束工作，李文回到出租屋，同事们不在，他睡了一觉，醒来独自出去吃饭。傍晚，街头行人稀少，餐厅基本是关闭状态。李文找到一个夜宵摊，点了一份炒饭和烧烤做年夜饭。他有一点想念荆州老家，他知道家里一定备着他最爱吃的鱼糕和糯米丸子，他从没想过第一次在外过年会是这样。

1月27号，社区严格管控进出，外卖工作被彻底叫停。1月27日，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10号令：全市交通实施隔断，所有出入道路必须进行物理隔离和设卡进行管制，禁止本地人员外出。

孝感的疫情逐渐蔓延，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武汉之外最严重的地区，趁着过年多赚钱的愿望完全破灭。1月23日，在武汉开始管制时，他们还庆幸来到孝感，逃开了疫情严重地区，现在丁满开始后悔了。

丁满听说，在武汉的同事们还在跑单，每天少说能挣三四百。他常想，如果自己在武汉的话也会去跑单，他不怕肺炎，就怕没有收入。现在只能坐着、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工作，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孝感，一切都不知道。

这身外卖服已经40多天没有穿过了

03

等待

在出租屋的日子单调，吃饭之外，几个人就凑在一起玩游戏、看电影。湖北的春天依旧阴冷，大家总冻的打哆嗦。白天，大家也盖着棉被蜷在床上休息，那身送外卖的工作服堆在床边，已经很久没有穿上身了。

困在出租屋初期，李文和同事们还会关注疫情新闻，他们讨论过买不到口罩、感染人数不断上升的问题，也曾痛心李文亮医生的离世。但如今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

出租屋没有热水器，没有浴霸，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洗澡，只能用电热水壶烧几壶热水，简单冲洗。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室内卫生间，虽然破旧，但已是安慰。

这段时间，孝感物价上涨明显，他们在孝感的生活开销变大。与站点几经协商后，公司愿意承担他们滞留孝感的生活费，但也有明确要求——六人每次买菜不超过200元。

每隔三五天，几人出去采购一次，一次性买够几天的菜。大白菜、萝卜、西红柿、芹菜、土豆、鸡蛋是他们的首选，李文解释，出租屋没有冰箱，这些菜的储存时间比较长。当地的肉价涨到五十多元一斤，他们很少吃。

出租房内的六个人分成两组吃饭，丁满和另外一个会做饭的同事掌勺，一天只吃两顿饭，偶尔饿了，就另外煮碗面条充饥。

出发前，李文随身带的20个口罩成了“稀缺物资”。在跑单过程中，疫情扩散，李文又陆续买了50个，他把口罩给同事们分了分，目前还剩十几个。因为很少出门，口罩问题他们并不担心，“反正也用不上。”

至今，李文和同事已经在孝感滞留了47天，因封城停工的工资补贴“一直在向上申请”，最近他们收到了答复。公司承诺，会从三月开始发放一部分补贴到工资卡上。

最令李文和同事担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份外卖员的工作，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很重要。

04

出路

在做外卖员之前，李文、张强和丁满人生有各自的不如意。

李文做过室内设计和销售，但因为长期熬夜加班、业绩压力巨大，他选择做一段时间外卖员过渡，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入职三个月以来，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他计划在这个春节多赚一点，元宵节后再回家过节，往常一个月也就休息一天，这次他计划休息的时间长一点。李文是家中的独生子，他很想多陪陪父母。

张强1987年生人，家里做生意亏了，负债累累。几年前父亲去世，母亲一人住在乡下，他还有个四岁的孩子，和妻子分开后，他每个月要给孩子2000元的生活费。“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边工作边还债，每个月也要往家里打钱，对于他来说生活等不起也耗不起，“时间过的太快了，老人老了，孩子也在长大。”

他的上一份工作是跟着朋友接工程，为迎接军运会的市政亮化项目做外墙脚手架。到现在，工程尾款还没结完。工程结束，没了收入来源，考虑到一家老小等着用钱，他开始找事干，“听人讲，跑外卖只要好好跑，肯吃苦，一个月挣万八千的没问题，有的还一万好几千。”他决定把外卖员作为自己人生下一个开始，坚持做一段时间，再寻找新机会。

外卖员也是丁满给自己寻找的新出路。

17岁时，他年少冲动，犯了罪，被判刑12年。29岁出来以后，他当过保安，在工厂上过班，洗过酒店的被褥，也开过洗车店，“刚出来的时候没听父母的话，走了一些弯路，俗话说家有1000万，养不起一个劳改犯。我出来后，也被别人忽悠过。”

出狱6年，经历过这些，丁满打算规规矩矩地上班，让父母少操心。上一份工作因为老板拖欠工资，丁满辞职了，后来听人说外卖员只要肯吃苦就能赚钱，他决定跑外卖。

丁满从去年12月15日开始工作，半个月跑了600多单，当月工资到手4000多元，还完之前的欠款，自己手里剩下不到2000元。困在孝感这些日子，丁满不仅没有收入，还得按时上交每月300元的电瓶租金，身上的钱花没有了，他不得已又找家里要了钱。

三人的窘境也是无数打工族面对的生计问题。李文说，相比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他们已经是幸运的，但对于每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一年的钱管一年，生计难以维持也是另一种煎熬。2020年，他们都有一些新的打算，如今疫情尚未结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均为化名）

来源/北青深一度

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 林亦桥

编辑/石爱华、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