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管仲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过“相地而衰征”的税收制度改革，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国时期的李悝以著作《法经》为代表，是公认的变法“第一人”。虽然《法经》本身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根据后世从其他多方面的描述来看，李悝变法是以经济和农业为核心，同时对当时魏国的社会、军事、法律等方面进行了统一的变革。

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李悝变法确定了战国变法的标准方式。

而就物流地产行业来说，这个第一轮的“变法”当仁不让的来自普洛斯。

对于中国的仓储市场，当时的普洛斯作为典型的“外来和尚”，却以一套国内物流人闻所未闻的高标准仓库产品体系，将国内市场冲击得七零八落之后，迅速重新归拢并打造出了“物流地产”这个大物流细分领域中的新产物。

除了园区规模、房屋参数、场地大小等一系列硬指标之外，资产管理、投拓招商、工程设计、资本运作等诸多运营方式，也是由普洛斯确立成为基本准则的。

虽然在普洛斯之前，早期的宝湾就已经建造出现行高标库标准的仓库设施。但是可以说，普洛斯的意义，更多是对这些标准的完善、确定和复制推广，以及对整个行业的打造。

这是对仓储业本身的一次“变法”。

李悝变法的本质其实是一次破旧立新、推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

破除了旧有贵族的特权，才能打开阶层流动的通道，让更多胸怀大才的下层民众得以施展抱负；

塑造新的行为准则，用王权+法条的形式推动社会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

建立了以“魏武卒”为代表的军队，为魏国的崛起带来了最直接的积极影响。

非常类似的是，普洛斯推动下的物流地产行业，也为旧有的仓库产业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

一是大幅降低了仓库行业鱼龙混杂的情况，将旧有的许多不规范、安全系数低、管理混乱的业主排除出了主流圈层之外；

二是通过外观设计、金融资本加持，使一个乏人问津的“低端”行业瞬间提升了“逼格”，得到了包括资本、政府、地产商、研究机构、物流企业在内的广泛关注；

三是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梯队，成为了物流地产行业未来开枝散叶的“黄埔军校”。

战国变法的主流来自第二阶段，而其中的高潮一定是商鞅变法。

虽然同期也有诸如申不害等人物在进行变法，但是无论是彻底性还是影响力，都无法与商鞅同日而语。

商鞅变法前后共进行了二次，是秦国得以从西陲弱国成为一统天下的王朝的奠基石。

第一阶段主要是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为国家赋税和兵源打开了征收渠道。第二阶段是在迁都咸阳后，彻底重塑了国家行政单位（郡县制），完全改变了社会风俗。

可以说，商鞅变法是一次在秦国版图内建立新国家、新社会的变革。

同样的，在经历过行业塑立和规模扩张之后，中国的物流地产领域迎来了更多的参与者。伴随着他们的进入，以普洛斯为代表所开创的物流地产运营“三核”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广泛使用。

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和基金管理三者构成的闭环体系，除了继续帮助普洛斯向前狂奔之外，也为安博、嘉民们的在华发展，和易商、新宜们的成立生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越来越多物流地产公司的出现，也为这个行业根系的稳固带来了一阵“甘霖”。

同时，在市场的认可和推动下，“募投管退”成为了行业标准化运作的基本逻辑，是平台型物流地产开发企业迅速占领市场的主要手段。也正是这种易于复制推广、回报可期的模式，资本和开发公司之间的联系在极短时间内就找到了共通点。

金融的辅助，加速了物流地产替代传统仓库产业的脚步。

商鞅变法虽然深切且彻底，但其实更多是顺应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大潮流。而这种全面的变法，也同时加速了这股浪潮的推进。

物流地产在第二阶段的“变法”，也如同大江大河上的航船一般，借着中国物流由传统粗放经营向现代化转型的趋势，顺流而下。

大环境中，物流业态伴随着电商的飞速增长，不断进化、演变出各种细分赛道，它们为物流地产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反过来倒推着这个行业的前进。而越来越多过去没有的社会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改善集中出现，它们从一定程度上为物流地产大跃进式的发展提供了信心支撑。

如果说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因为公孙鞅在合适的时机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合适的国家进行了深度的变法，那么物流地产第二次的转变，也同样就是这个行业在恰当的时机下，跟随社会进步，在中国这个完美的环境中奋勇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