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快递行业可谓是风云四起，前有邮政、顺丰、三通一达等传统快递企业你追我赶，后有阿里、京东、苏宁等老牌电商企业纷纷跨界物流，快递业竞争目前已经达到白热化阶段，其中“通达系”快递企业则是这竞争漩涡中碾压性的存在，规模之大、组织之复杂堪比国家层面。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通一达（中通、韵达、圆通、申通）全网从业人员超百万，全国枢纽转运分拨中心近300个，加盟商数量约16000家，末端服务网点逾11万家，服务网络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中通的服务网络更是通达全国98%以上的区县和近90%的乡镇。通达系企业短短20多年建立的庞大的、地区差异极大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的全国网络组织系统令人震惊。

当前，社会普遍认为通达系企业能够在快递行业雄霸一方，是因为其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但这只是表象，是结果，本质上通达系企业能够发展如此还要归因于其独特的组织模式。本文将通过参考中国古代分封制、郡县制的演变路径，结合通达系企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剖析其组织模式变革历程，更深层次的揭露通达系企业的优势所在。

分封制是古代中国帝王分封诸侯的制度，起源于夏商，成熟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为了推翻商王朝统治，联合三千诸侯和部落首领一同伐纣，商王朝灭亡后，由于生产力较为落后，周王室没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庞大的国家，为了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同时安抚诸侯、巩固政权，周武王将宗族姻亲和功臣谋士分派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开启了分封制的治理模式。

西周实行分封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通达系“分封制”的起源则是文化基因和历史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人多地少靠山靠海，出行不便，但是浙江商人具有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浙江人敢与从深山中走出来，背井离乡，到陌生地区打拼。1993年邓公南巡后，来自浙江桐庐的通达系创始人发现商机，纷纷走出大山，开展代人出差业务。

然而个人的力量有限，要长远干下去需要有组织、有规模，浙江人求信、求合、重亲情、重友情、重乡情，大家相互信任、彼此帮助，商机出现时，亲戚朋友都愿意跟着干。当时很多人会主动向老板提出，想要去做哪一片区的业务，每个人都会主动去寻找还没有被快递网络覆盖的空白区域，向老板申请开拓疆土，就这样通达系企业快速形成了亲戚、老乡、朋友和同学多方诸侯林立的“分封制”模式。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权力分散于各地方，诸侯可以在各自管辖的地方实行自治，同时中央又具有主导权，各地诸侯须为天子履行交纳贡赋等义务。通达系的“分封制”，总部同样给与各地快递诸侯较大的自主权，各地快递诸侯均是自我经营、自负盈亏，总部进行统一管理，收取一定的转运费和面单费，总部不参与网点的日常经营决策，与网点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体。

同时，快递诸侯与诸侯之间不能侵犯、干扰对方的的业务区域（跨区取件），这与西周诸侯之间不能相互侵犯的周礼约束是一致的。周礼是一种以道德为主体的文化理念，它建立了严格的君臣观念，诸侯的土地只能由周王室分封，不能相互侵犯，否则就是挑战了周王室的权威，自然会受天下人的讨伐，为天下人不齿。快递诸侯与诸侯之间不能相互干扰，则是受到浙江文化的约束。

愿赌服输、重视游戏规则，这是三通一达快递圈的一种理念，它并非写在行政规章制度里，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制约远比制定的规章制度等强控制有效的多，即使是老板的亲信破坏了游戏规则，也要受到全网组织的惩罚。

西周的分封制以宗法制和血缘纽带为基础，基于亲亲的文化基因，同姓亲族为主体，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礼文化维护政权稳定。早期通达系的“分封制”同样是以亲情、友情、乡情为基础，亲戚、老乡、朋友为主体，依靠亲情、友情、乡情和愿赌服输、尊重游戏规则的文化理念维护组织的发展。

在这种文化基因下，总部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管理成本，人人都是遵守者，人人都是监督者。基于相同文化基因强链接的分封制使得通达系企业早期可以以近乎零成本进行网络扩张。同

西周诸侯拥有自治权一样，加盟商也拥有较大自主权，各加盟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加盟商的逐利行为促使全网效率达到最优，不断为通达系企业开疆扩土，网络广度逐步拓展，相同的文化基因又加强着网络之间的联系，网络的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通达系企业是在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发展条件，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分封制”的组织模式，由于符合自身发展需求，在随后的几年里，通达系企业迅速形成了全国性的、联系紧密的网络系统。

以中通为例，中通2002年成立，2008年下属规模性加盟网点便达到了1550个，日均业务量达到18万件。分封制给西周带来了昌盛，给通达系企业带来了繁荣，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总部在与诸侯一起壮大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困扰——诸侯割据。

分封制下，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宗法血缘、姻亲纽带、周王室威望和实力维持，随着时间推移，周王室实力衰微、宗法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各诸侯国便割据一方，不再服从于周王室管理，周王室与诸侯之间、各诸侯之间矛盾加剧。

通达系企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诸侯割据，但是通达系诸侯割据与西周的诸侯割据起因不同。西周诸侯割据起因是周共王更改了“土地国有，分封臣下”的旧制度，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导致各地诸侯不断进行土地兼并，诸侯规模逐渐扩张，不受控制。

而通达系诸侯割据则是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我国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各地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互联网渗透率以及电商推广程度都有很大差异性，部分地区（北京、广东等地）诸侯由于优越的市场环境能够迅速崛起，称霸一方。

早期通达系企业依靠亲情、友情、乡情链接起家，随着公司规模壮大，中间环节越来越多，涉及利益主体不断增加，加盟商和加盟商之间经常会为了利益分配发生冲突；此外由于加盟商和总部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加盟商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牺牲总部的口碑和品牌。

随着加盟商实力壮大，逐渐形成地方割据，尾大不掉、各自为战，总部的一些指令很难贯彻落实下去，执行效率大大下降。

面对兼并战争四起，诸侯纷纷无视王命的现状，西周周厉王进行了改革，他启用虢公长父主管军事，操练士兵，军事上压制贵族和诸侯；任用荣夷公推出“专利法”，加强了中央集权，收回贵族和诸侯的私田。

这次改革无疑是夺了别人的命根子，受到诸侯和贵族的强烈反对，最终强权之下，贵族和诸侯群起反抗，周厉王被赶出镐京，强制收权以失败而告终。

通达系企业面对快递诸侯割据，也纷纷采取削藩策略，但是怎么削藩，削到什么程度，每家快递公司各有不同。一些快递同行的做法与西周周厉王类似，强制收权，无论加盟商是否愿意，直接采取强制低价收购，亦或是成立新的转运中心，架空原有的加盟商，这升级了加盟商和总部的矛盾，结果是双方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型组织中，网络的平衡至关重要，一旦出现诸侯割据，快递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总部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市场失灵时，需要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加以干预，当通达系企业诸侯四起、各自为政，网络平衡被破坏时，同样需要运用总部这只有形的手进行调节。

因而变革必不可少，但确要注意手段。周厉王以及下节中的秦始皇都是在封闭环境下采取强硬手段收服诸侯，而快递企业目前面临的则是开放环境，像周厉王、秦始皇一样强权削藩不但会损害总部的声誉和加盟商的利益，更是遏制了内外部的投资欲望，结果是外部的潜在投资人望而却步，内部原有投资人丧失信心和追加投资意愿。

因此削藩需要尊重网点投资人的权益，保障网点老板的投资收益或给与其合理、完善的退出渠道。这一点中通的做法值得借鉴。面对快递诸侯割据的局面，中通采用了符合公允价值的交易方式，让利于民，在行业内率先进行全国网络股份制改革，通过交易的手段完成了削藩工作，为通达系“郡县制”的推行做出了表率。

西周后期，分封制的弊端愈加显现，周厉王的强力收权也未能阻止西周的没落，待到春秋战国时期，“家族关系”的等级结构模式开始瓦解，新的社会形态——郡县制出现。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成熟于战国，完善于秦朝。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吸取周朝灭亡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将行政区域划分为郡县两级，郡守、县令以及县长均由皇帝直接任免，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只有行政管理权，直接对皇帝负责。

通达系的代表——中通，所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的郡县制神似。2010年，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提出了要走一体化发展的道路，通过股份制改革，给与各大加盟商一定的股权，对于不愿意被入股的加盟商，中通会采用收购股权的形式处理，让利于加盟商。

中通进行全网一体化改革后，借鉴了秦始皇的策略，实行了派出机制，加盟商省总、财务、人事等重要岗位均由总部任命，同时赋予省总一定程度的治理权，这恰恰相当于秦朝时期“郡县制”的组织模式。

但中通实行“郡县制”的方式与秦朝有所不同。秦朝是采用暴力手段，统一六国之后，强行推行郡县制，很多六国的诸侯、旧部因为利益受损而心有不满，以至于秦始皇死后，三个月内六国皆反，秦朝二世而亡。

中通则采用互惠互利的方式推行郡县制，使加盟商与总部从多个利益主体向共同利益主体转变，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全网一体化后，中通原来的加盟商进行了角色改变，变成了“行政官员”，之前加盟商考虑问题是从局部思考，如今从多个利益主体向共同利益主体转变后，交易的基础及共同利益锁定使得加盟商思考问题均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效率大幅提升，这是基于人的趋利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与此同时，中通的郡县制强管控也使得行政命令更加便于贯彻落地，组织成本、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中通的郡县制模式推出后，截至2019年，中通市场份额由2011年的7.6%增长至19.1%，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60%，件量稳居国内行业第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一成不变的、不运动的事物是没有的。凯文·凯利《失控》九律中提到要谋求持久的不均衡态，认为所有活着的事物都是不均衡的、变化的。因此通达系企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具有必然性，而通达系创始人恰恰遵循了这种客观规律。

同时组织模式的转变也是为了更好的对症下药、因时制宜，因而具有必要性，通达系创始人依据自己的哲学（处事准则）和经济学思想（经商理念）促就了这次转变。他们并非像周天子、秦始皇一样在最开始就规划好治理模式，而是在当时环境下自然而然、无意识的做出的一些变革，造就了“分封制”、“郡县制”的组织形态，是结果，而非目的。

然而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都是通达系企业在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下，做出的最佳选择，无谓好坏，也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来源/中通研究院

作者/付倩